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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经提及蒋介石在衡阳保卫战初期的设想，是运用第十军拖住日军，消耗其攻势，使它的一号作战在湖南境内就成为强弩之末，或至少为其后的广西保卫战争取更多时间做出准备。但是到了8月初蒋介石看到日军攻势依然凌厉，只能承认自己原先估计错误。但是第十军官兵们以血肉之躯迫使日军在衡阳一地苦斗了48天，的确为继之而来的广西保卫战争取了更多的准备时间，尽管这些准备没有达成预想的效果。
1、桂柳会战的缘起
日军一号作战发动后，国际形势发展对日本益形险峻。盟军在1944年6月6日发动诺曼地登陆，几乎与日军一号作战同时进行。盟军的行动表明意大利被解放后，打败希特勒已指日可待。如果德国战败，同盟国便不会对日本作丝毫让步，将坚持以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宣布的严苛条件迫使其无条件投降。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前景也渐形黯淡。正当日军在衡阳与中国守军作殊死搏斗之时，美国海军攻占了马里亚纳诸岛。设若一号作战的动机只是为了摧毁在中国西南省份的中美空军基地，使之不能轰炸日本本土的话，那么美军拿下马里亚纳诸岛就使整个一号作战变得毫无价值。
因为美军从此以后可以从马里亚纳诸岛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不仅容易得到美国直接的补给支援，而且超出日本空军打击半径之外，远比中国大陆空军基地（桂林、柳州、成都）更能发挥B-29重型轰炸机的杀伤能力。
1944年7月，日本大本营鉴于海上补给线日益难以维持，因此它打通中国至中南半岛铁路运输线的需要更形迫切。
大本营考虑同时发动两起攻势：一是由湖南进攻广西的桂林和柳州，一是由广东进攻中越边境。如果能够成功，日军就能指望在1945年1月打通大陆铁路通道。
这一计划被纳入到更大的国防计划——“捷号作战”。1944年10月18日，当日军发现美国强大舰队正向菲律宾雷伊泰湾进发时，大本营正式颁发“捷号作战”命令。
但是由于国军在湖南顽强抵抗，已经使日军伤亡不断增大。根据日方统计，8月初至9月初，日军共有7602名官兵阵亡，13174人负伤，20183患病，另外有1804匹马死亡，31602匹患病或受伤。
随着日军不断向前推进，其后勤作业也陷入困境。日方资料显示，整个作战期间日军每月从武汉各兵站运往前线的补给物资共3500吨。日军推进至衡阳后，依靠铁路与公路部队每月仍然能够获得补给2500吨。但当日军抵达湘桂省界时，他们每月只能得到600吨补给，而到柳州后每月仅300吨。显然地，日军锐气在结束湖南会战后已呈强弩之末。
相对而言，中国军队经过湖南会战后，伤亡率也达到惊人地步，尤以精锐部队受创最重，以致国民政府难以集结额外兵力去支援广西防务。中国方面直至日军先头部队9月初进入广西时才勉强凑出10个师共6至7万人兵力保卫桂林，其中主力部队是桂系的子弟兵，和一部分从湖南会战中撤出的残杂部队。
虽然广西作战隶属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但事实上广西部队只听从李宗仁和白崇禧命令，广东籍的张发奎根本没有发言权。而张发奎本人也坦承他宁愿指挥中央军也不愿意指挥地方（广西）军，因为如果中央军将领不听命令则他还可以直接向陈诚或蒋介石申诉，借用后者权威逼使中央军将领服从。
但是如果地方军不服从命令，则连蒋介石也无法处理，因为蒋介石本人同样不便和不敢得罪地方实力派领袖。
尽管局势日趋不利，日军仍继续推进，并从东北、华中和本土调来更多增援部队。9月10日，日军抵达广西边境。依常理说，广西领袖们打从4月中旬看到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和此后经过5-8月战斗而逐步南下，早就应该有充分时间做出战斗准备。事实上，6月21日长沙沦陷当天，蒋介石就派白崇禧回到桂林部署广西防务，还带去巨额经费。
而桂系子弟兵守土保家，更是普遍被社会热切期望能够对劳师远征的日军予以迎头痛击。
桂系领袖们在战役爆发前也同样展现高度自信。根据张发奎回忆，白崇禧在战斗未开始前曾经豪言，桂林可以守住6个月，因为它的工事和地形有利，许多山洞可以容纳几万士兵，而且城墙又坚固。
当张发奎指出敌我战斗力过分悬殊而桂林或许只能守1-2个月时，白崇禧却反唇相讥，声称广西人守广西信心十足。
开战前夕，当重庆领袖们再度讨论广西防务时，白崇禧依然信心十足地保证桂林可以守3-4个月。岂知就在9月11日早晨，白崇禧突然气急败坏地要求重庆政府把预定防守四川和贵州两省的中央机动部队全部赶紧空运到广西去防守桂林。
这个要求让蒋介石感到“匪夷所思，殊出意外”，等于是置四川根据地的防务于不顾，因此遭到蒋介石拒绝。白崇禧又主张撤退全州部队去守桂林（理由是全州难守），但是徐永昌认为全州地势险要，比衡阳更有优势，而且弹药可以供3个月之用，所以应该坚守，即使不能持久，也不可轻言放弃。
为此，蒋介石赶紧派遣中央军第93军驰赴全州承担防务，让原本驻防全州附近的广西部队可以去保卫广西其他地区。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要求第46军坚守桂林3个月。再根据徐永昌所言，白崇禧还曾经向当时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当面夸称，他可以守桂林两个月。而根据军事委员会的估计，广西军队以在桂林的坚强工事，七层外围铁丝网，和城内多处岩洞，即便是被围，孤城的确可以坚守两个月。因为它的防御条件远远超过衡阳。
2、桂柳失陷
岂知事态发展大出意外，首先是全州失守。全州数年来是重庆政府在西南地区的补给基地，堆积大量武器，弹药，被服，粮秣，汽车汽油等物资，也是机械化部队的后方仓库。守将第93军军长陈牧农黄埔第一期，中将阶级，军队是美式装备的中央军。
陈牧农虽然是被仓促调往全州，但是自夸可以死守3个月，因此蒋介石额外地输送了大批医药，弹药，粮食等供应品，并且把国内最好的美式装备（冲锋枪和卡宾枪）送去支援。这些举措连战区司令官张发奎都不知情，可见蒋介石殷切的迎战心。张发奎本人判断全州最多只可以守2个星期，所以请求蒋介石改变命令，要求陈牧农仅需防守2个星期即可。
敌人逼近时，根据军令部情报，全州战况并不危急，但是广西省籍军队当天全部撤走。或许是陈牧农刚刚抵达全州，无法应付这个突发变故，竟然放火烧毁仓库储存，全县天空染成红色。蒋介石震怒万分，认为这是极大耻辱，对于“所部官兵之幼稚与无胆识，几使（蒋介石本人）无地自容矣。”
因此电话命令张发奎枪毙陈牧农，其间虽然经过部下求情和张发奎建议移交军法审判，但是蒋介石坚持立即执行。
全州失守后，尽管日军尚未抵达，桂林秩序已经立即陷入大乱，流氓烧抢不断，桂军自己的纪律也坏极，所传劣行令人不能相信，但是广西政府却束手无策。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军事委员会就曾经命令广东省余汉谋调一个军去支援广西，但是迟迟不见动静。所以军事委员会只好再度命令余汉谋派64师前往广西。就在这个关头，白崇禧突然向重庆政府提出要求，防守桂林需要步枪子弹七千万发，干电池9万个，都使重庆后勤部无法应付。事实上，桂林一带抢掠不堪，中央派遣的风纪视察团纠正无效，以致该团坚持不愿再去广西。
到了10月下旬，白崇禧开始改变论调，声称桂林其实没有重要性，不值得为守城而牺牲，而应该调重兵去防守柳州，因为后者是空军基地所在。但是白崇禧依然声称若要守桂林两个月并无困难。最后重庆政府举行高阶层会议，参与者有刘斐、何应钦、林蔚、徐永昌等人，多数认为桂林仍应防守。
11月初，白崇禧再度要求重庆调派外省兵力去防守桂林和柳州，蒋介石则指出广西省内尚有许多部队可以调整部署，省外援军既来不及赶到，而且逐次零星投入战斗也只是步淞沪战役错误的后尘，并且违反原定战略本旨。白崇禧无言以对。
岂知到了11月10日，桂林和柳州两个重镇在一天之内同时陷入敌手。
蒋介石在日记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本日桂林与柳州同时失陷，桂林工事坚强，粮弹充足，所有通信与武器皆尽用于此。而未经一日战斗，乃即崩溃，可痛之至。”
过了一日，他意犹未尽，再度写道，“桂军战斗意志与精神薄弱至此，实为意料所不及。以集中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尽其所有，以供桂林之防务，乃战斗未至数小时，连其围城接战亦不过二日，而即被敌寇极小数部队（不足一师团）完全占领，实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败绩也。以后应如何处置？并将如何安慰之？”
可以想象地，日军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绝佳的嘲弄桂系军队机会，因此大肆宣传，它攻下桂林只花了36小时而已。桂军防务之滥，令人扼腕。
3、滑稽的战斗力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广西领袖们历来坚持抗战，而又亲自掌控号称善战的桂系子弟兵，其控制程度之严密连战区司令官张发奎都不敢过问，但是何以在保卫家乡时显得如此无勇无能？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身为当时战区司令官的张发奎的评价值得借鉴。
他直指桂柳会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广西军队士气低落，军官战斗意志薄弱，缺乏预备队和支援部队，再加上纪律败坏，致使广西人民态度改变，逃亡士兵数目极大。在张发奎向重庆政府提出的报告中坦承，桂军不听指挥，因此请辞战区司令官职务。当然没有获准。
证诸张发奎对于桂系军队的形容，与其他地方实力派军队并无差别。令人体会到，政治态度抗日和军事实力抗日之间，其实存在重大距离。事实上重庆政府对于桂系军队的武器装备补给规模很大，当“杂牌军”指控蒋介石偏袒嫡系的说法出现时，桂系其实是最大受惠者，在此同时，李宗仁却热衷于参与指责蒋介石歧视杂牌军。这些矛盾现象更使人对于抗战许多传闻需要谨慎分析和评估。
还值得注意的是，广西会战如此众多的将领如此严重避战和失职，却没有遭到处分。还记得河南会战时社会对于蒋鼎文和汤恩伯厉声指责，但是相对桂林柳州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在两天内崩溃，桂系领袖却没有遭受同样谴责。
更贴切的对比是第93军军长因为放弃全州而被立即处死，但是46军军长被战区司令官点名指控严重违反军令，而蒋介石却只能装聋作哑，不愿回应。这种差别待遇的缘由就是第93军是中央军可以依军法惩处，而46军是地方实力派部队却不可轻易冒犯。
难怪蒋介石，面对桂军过失会自问“以后应如何处置？并将如何安慰之？”，显然蒋介石面临的困境不但是如何“处置”，甚且是如何“安慰”！倒是军令部长直言指出，尽管桂军作战无能，但是碍于李宗仁和白崇禧情面，重庆政府无法惩罚失职将领。
日军在11月11日占领柳州的同时，越南北部的日军越过中越边境，12月10日成功和一号作战部队会合，将湖南、广西与越南连为一线。而在11月底，第11军不顾第六方面军命令，转而突袭贵州。中国为阻止日军继续前进，投入了全部剩余兵力，包括蒋介石个人的警备部队。
他们于12月上旬抵达独山，作最后一搏。日军最远只推进到这个距离贵阳100公里的独山，此时“一号作战”果然成为强弩之末。但日军仍距重庆300公里，距成都500公里，而当时成都的空军基地拥有B-29轰炸机的数量最多。
只不过长途奔袭的日军已无法越过黔北和川南更加崎岖的地形了。一号作战终于在此打住。
4、豫湘桂大溃败的意义
日军一号作战前夕，日本情报部门曾经做出分析，认为重庆政府为了吸引日军长驱直入，将会驱使杂牌军至第一线作战，派中央军主力在后方督战，等到日军深入后再出动主力部队和日军拼斗。日军为了避免落入重庆此种圈套，因此自从作战开始便致力于搜寻中央军主力率先予以击溃。日军指令文件中不断强调，一旦中央军主力被击败，则其余地方杂牌军便会瞬间瓦解。因此无论在何处，日军总是集中兵力攻击实力最强的国军部队。
日军此项分析可以视为它抗战七年实战经验的总结。
历时八个月的战斗给国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根据1944年底日本大本营估计，中国军队损失了23000吨武器和弹药，相当于40个师的装备。75万中国部队或是遭受官兵伤亡过大或是其部队组织被打散，因此彻底丧失战斗力。重庆政府丧失湖南省这个产米大省和其他重要地域，导致中国失去支持50万部队作战的能力。
而中方的统计则显示，整场会战使国军伤亡人数超过了31万，这几乎是1943整年伤亡人数的两倍，使1944年成为了自1941年以来国军人员伤亡最惨重的一年，可能也是自1938年以来武器装备损失最严重的一年。
由于日军积极搜寻国军主力力图将之击溃，因此中央军和那些士气较高战斗力较强的地方部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唯一部分幸免于难的是驻扎在西北的部队，包括胡宗南指挥下的少数几个嫡系步兵师。到1944年末，重庆政府已经丧失了可以保卫国家的战争能力。
比如说，重庆政府在10月下旬曾经想调集5个军以确保贵阳，但是费尽唇舌（而不是命令），其中三个军（98，29，9）在月底尚未抵达重庆，而且总共不到两万人和疲惫不堪，即使经过两个月整补也不能使用。而已经到达贵州省都匀的一个军（97）也不足一万人。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它们属于薛岳掌控，而后者此时的立场显明是拥兵自卫，无心支援贵州防务。桂军在11月中旬失败后，重庆政府又设法从西安以飞机运送3万人到贵阳，希望在日军抵达独山之前完成部署。然而当王世杰在11月底询问何应钦，张治中和陈诚等人是否可以守得住贵州，他们都没有把握。因为即便是能够运去的军队也是处于半飢饿状态，长途跋涉，战斗力极不可靠。
至于四川省本身防务，则更不知道军队能够来自何处。也许正如日本人所估计，经此一役中国在两年内将无法恢复元气。
1944年中国军队唯一的亮点是在缅甸的远征军。国民政府经过长时间争论与反复延误，最终同意史迪威拟定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并由其指挥中央军6个军。而日军在缅甸却有8个师团，其中尤其著名的是第18师团，曾在新加坡战役和第一次缅甸战争中战功显赫，是日本的王牌部队之一。
1943年11月，中国驻印军向日军发起攻击，随后在滇西地区储备的部队也跨过边境加入战斗。中国军队在缅甸不断地给日军造成重创，1944年7月中旬日军全面撤退时，战前10万人的部队共有72000人被击毙，许多部队的伤亡率竟达到惊人的85%至90%。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国军赢得了傲人的胜利。这场战役的胜利确保了西南大后方补给线的安全，美国租借援助物资在经过1942-1944年在政治上推三阻四和在运输上困难重重的惨淡岁月之后，在1945年春终于可以加速运入中国。
显而易见地，国民政府在战争一开始便损失了最精锐部队，随后在战争中重建军队的努力又无法复原。而中国军队所遭受最严重的打击出现在战争临近尾声之际。日军在无条件投降前仅8个月，仍给了国军以致命一击。尽管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取得令人振奋的局部胜利，但实际上直至抗战胜利日为止，国军都未能从1944年的惨败中恢复元气。结果是，当其他盟国军队战斗力走向巅峰状态时，中国军队却处于整场战争中最虚弱地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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